在养老问题上，80年代的国家口号是“只生一个好，政府养老”；20世纪90年代，“只有一种商品将诞生，政府将为老年人提供保障”；2000年“养老不能靠政府”；到了十年前口号是，“推迟退休是好事，自己养老”。
关于生育问题，建国初期国家的口号是“多生多得的伟大母亲”。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，那是"几个孩子出生，生活幸福"。现在是“一胎少，二胎好，可以养老。父母在照顾小棉袄。”
其实无论是养老问题还是生育问题，都是人口问题。
这一段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现代人口政策的变化。
最近，有报道称，恒[文]大研究院院长兼首席[章]经济学家任泽平建议[来]，为了提高出生率，[自]应对老龄化，应该放[历]开第三胎。可见中国[史]的人口问题已经很严[大]重了。
其实人口问题在古代一直是个大问题。古代也有与现在类似的生育补贴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。
中国古代人口
无论是计划生育还是生育津贴，其本质都是控制人口。
所以在谈人口政策之前，我们先简单看一下中国历代的人口情况。
（中国历代人口数量表）
中国确实很早就进行[全]了“人口普查”。比[网]如周代的“大比”和[文]古籍中的“三年大比[章]”，就是每三年查一[来]次户口。
最迟自汉朝以来，中国史书上就有明确的人口记载。
从这个简单的统计表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问题。盛世人口剧增，乱世人口锐减。
更重要的节点是乾隆年间，人口已经超过2亿，道光年间，人口达到4亿。
中国现代人口基数太[自]大，其实是那个时期[历]出现的。
从统计表来看，乾隆[史]以前历代人口有增有[大]减，但基本保持在几[全]千万左右，没有超过[网]1亿。
由于战争等原因，人口往往流失很多，这也是古代鼓励生育的主要原因。在中国古代历史上，提倡生儿育女的浪潮可以说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。
因此，古人为增加人口，实行了哪些补贴政策？
古代王朝花了很多钱鼓励生育。毕竟在冷兵器时代，人口是国力的根本保证。
根据《国语》，越王勾践早在春秋时期就实行了生育补贴政策。勾践曾下令生男孩的奖品为两壶酒一只狗，生女孩的奖品为两壶酒一只猪。婴儿出生时，必须向政府报告，并由公共医生护理。政府将为三胞胎雇佣一名奶妈，政府将免费为双胞胎提供食物。
孤寡老人、病人和贫[文]困病人的子女由政府[章]教育。
有才华的人由政府提供衣食住行。
不仅如此，还规定死[来]长子者可免其父三年[自]徭役，死庶子可免其[历]父三月徭役。
西汉时期，每一个怀孕的妇女都得到了三种食物的奖励；生完孩子，免徭役两年。对于孤儿，或者“官收子”，或者国家补贴亲戚邻居抚养；
北魏时期，宣武帝还下令不得处死孕妇，这也是明朝的规定；
唐朝规定:“寡、贫、老不能自立者，让近亲收养，无近亲者，交乡一赈。”
此后，宋、元、明、清各朝都对妇女生育进行补贴。
清朝康熙帝也规定“民有所养，不可赋”，其子雍正帝实行“分粮入亩”，取消了秦汉以来实行了两千年的“人头税”，使得以前隐蔽的人口登记得正大光明，也带来了人口的急剧增加。
但是，在古代，经济水平是有限的。当人口达到一定水平，补贴的成本是巨大的。与奖励的难度相比，惩罚似乎容易得多。因此古往今来，婚姻生孩子都有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。
比如汉惠帝统治时期[史]，就下令“女子十五[大]岁至三十岁不嫁，五[全]算”。按照汉朝的法[网]律，一个算的话，一[文]个算一百二十块，商[章]人和奴婢算两次，五[来]个算重罚。
但是也许大家都不知道，古代虽然重视人口繁衍，但也不一定认为越多越好。许多古人仍然认为适度的人口非常重要。
特别是宋、元、明、清以来，人口激增，社会物质匮乏，很多古人提出了“节育”的思想，和我们八九十年代的计划生育一模一样。
中国古代的计划生育
由于明末农民起义和清末大一统战争“大兵变”的影响，清初全国人口锐减。据《大清实录》记载，当时全国人口只有1900万，但到康熙末年增至2462万，清乾隆六年增至1.4亿，乾隆二十六年增至2亿，乾隆五十五年增至3.1亿。这让乾隆深深感受到人多地少的巨大压力。
对此，他十分关切地说:“我查了一下去年各省报的人数，比康熙时期高出十几倍。生育时间长了，出生牙旺了，盖和藏也不能像以前那么丰了，房子占的地不少于五倍(五倍)。出生的人少，吃饭的人多。我很担心。”
在这里，乾隆皇帝不仅看到了人口过度繁衍(增加了十倍以上)和物质资源过度消耗的严重性，而且看到了在人口增加的同时，也占用了过多的土地用于生活，进一步减少了耕地面积。
乾隆皇帝也知道，这[自]种资源有限、人口无[历]限增长的恶性循环，[史]终有一天会难以维持[大]，最终导致社会动荡[全]，这让乾隆皇帝胆战[网]心惊，无可奈何。
针对这种情况，清代学者洪亮吉提出了两种解决方案，即“天地调剂法”与“君相调剂法”。
所谓“天地调整法”，是指“水旱灾害”造成的人口减少，类似于马尔萨斯的“积极限制”，但没有马尔科夫的限制那么残酷。
所谓“君相调剂法”，是指移民、垦荒、减税、减免等，比马的独身、禁欲等所谓“访前限制”更人道。
事实上，中国的“计划生育”思想已经萌芽得很早了。
早在洪亮吉之前，东[文]汉王符就提出了“人[章]地相称”的观点。
他说：“地多人少，[来]莫出其材，是谓虚土[自]，可袭伐也。土少人[历]多，民非其民，可遗[史]竭也。是故土地人民[大]必相称也”（《潜夫[全]论·实边》）。
此外，战国时期的商[网]鞅、韩非，宋代的苏[文]轼，明代的申时行都[章]主张适度人口。
更难能可贵的是，中国古人也注意到了人口素质的问题。
如早在春秋时代，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曾提出“庶、富、教”的思想：“子适卫，冉有卜。子曰‘庶矣哉’。冉有曰：‘既庶矣 ，又何加焉？’曰‘富之’。曰：‘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’曰：‘教之。’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
在这里，孔子把富强[来]、财富和教育放在了[自]一起，体现了孔子认[历]为只考虑人口多是不[史]够的，还要使人民富[大]裕、受教育，体现了[全]先秦儒家重视人口素[网]质的思想。
此后，西汉的王绩、[文]东汉的王充、元代的[章]马端临、明代的张介[来]宾、冯梦龙、清代的[自]王士铎、近代的梁启[历]超都或多或少地谈到[史]了人口素质问题。
可见人口问题与民族运动有关，国家人口政策其实在古代就有尝试。
总的来说，人口是变化的，人口政策不能一成不变，政策的调整是渐进的。
对我们个人来说，也[大]要塑造正确的生育观[全]念，不能从一个极端[网]走向另一个极端。不[文]考虑经济成本生几个[章]不可取，不生一个不[来]合理。